6/10.
当东路在火车里和人讲完美犯罪，车窗外大片油菜花的亮丽美景不仅舒缓全片阴郁的气息，且通过东路和富商太太围绕杀夫事件的动机和合理性，看似脱离主线地为好人变坏的结尾反转埋下伏笔，但问题就在香港导演论述人性善恶时总是画蛇添足，道理也不深刻.
案情的信服度同样奇怪，局长接受兵工厂老板贿的目的为何，兵工厂出事、罢工不足以需要两人合谋以及泄密后杀害工人，东路出场时先上吊后服毒的亲身是实验在侦探片中屡见不鲜，纯属照搬照抄.
影片设置的时代背景矛盾重重，官商勾结在阳光明媚的狩猎场所谈交易，工头耀武扬威，工人则穿着分不清颜色的工作服，看同伴屈死在冰冷的雨夜而敢怒不敢言，深色的机床和长长的过道都营造出压抑人心的封闭感，幽灵子弹的恐惧宛如工人群体的愤怒，导演本有机会创造一种时代因素诞生人性恶的隐喻，却白白浪费了.
6/10.
处女作就自觉塑造了布列松式冷漠面孔的表演指导，弗雷迪把青春浪费在攒彩票和骑摩托招摇过市，要不然就参加乐队的排练，他和母亲一样根本不考虑未来，在两人首次交流的片段，母亲光顾着看非洲爆发传染病的电视新闻发表评论，却不回应弗莱迪的表情，有两次他靠踢砖墙发泄怒气，杜蒙认为这些肢体细节比话语更能描绘故事，在弗莱迪和女友搭乘升降机一场戏，他拥抱时比说话距离更近、表现更热情，俯视城郊的远景将天地分割开来，成为影片唯一包含希望的场景.
最终杜蒙的关注点落在种族看法上，白人永远不自知地侮辱移民、把外来者赶出他们的生存空间，弗莱迪把积攒的暴怒宣泄到想搭讪女友的阿拉伯青年身上，结尾被一名警官告知青年已死，窝在椅子里的弗莱迪缓缓抬头瞥以确认的眼神，手臂留下明显抓痕，他并没有露出残酷的神态，显示出冰冷疏离的气质.
影片改编自郑执原著小说《被我弄丢两次的王斤斤》.
